如果有来生，我还当教师

■ 张乾二

百年更迭，世纪之交，作为一个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科学发展，我想说，创新来源于对传统理论的挑战，来源于对现实实践的反叛，也就是说要承受许多不解，要甘于寂寞，这是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素质。

众所周知，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科学理论发现是普朗克的量子论及后来发展相对完善的量子力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本世纪初，这两个理论的诞生，为今天半导体材料、信息技术、航天航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世人承认的。

虽然爱因斯坦1921年因对数学物理作出的贡献和阐明光电效应规律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在1905年对狭义相对论和1916年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却不是他获奖的主要理由。

门捷列夫在前人对大量化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元素周期律在他的生前，也没得到科学的评价。

从诺贝尔奖获奖者做出代表性工作到最终获奖，一般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这说明高水平的创新工作被科学界和社会普遍认同，需要时间，决不能急功近利。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科学技术的应用往往存在一段相当的距离，一个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成就不了学问的。

我常与我的学生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义利的关系很重要。从事基础研究，一定要有兴趣、要着迷、要轻名利。重大的科学发现，它一定不是在按常规计划、可预见性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和逻辑推理得到的。

于是，从事基础研究，你决不可能知道它将来给你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也不可能知道它会给你带来多少功名。你只有爱它、迷它，你才能无怨无悔地去为它献身。

物质条件在重大的科学发现中决不是主要条件，20世纪的许多重大发现并不是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或工作条件中得到的。条件过于优越，就容易使人懈怠，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努力的动力。

未来的科技发展是年轻人的。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只有26岁，肖克利发明晶体管时也是30多岁，普朗克建立量子论时也不过40岁，科学家的创新高峰期都在30至40岁之间。

青年包袱少，敢想敢干，因而更具创新的活力和潜质，只要他们刻苦努力，甘于寂寞，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新的世纪一定会有所成就。科学研究没有捷径。

不囿于传统，勇于挑战现实和人生，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条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也会给你带来生活的乐趣。

我常想，作为一个老师，我可以和许多人不一样，我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要说的话，这是一个人活着的最大的价值。

如果有来生，我还当教师！